商住房“停摆”：从香饽饽到烫山芋 开发商进退两难

  这一政策被普遍认为是较为温和的举措，和上海的激烈形成鲜明对比。“上海出台这样的政策，可能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！”上述上海学者猜测，政府关心的主要是两方面，一是与钱袋子密切相关的土地财政，二是城市建设问题。纯粹的商 改住会牵扯很多问题，政府不管不行，会产生连锁效应，出现一系列问题，因此政府希望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
  至于这次新政中显露出来的消防隐患问题，这位学者却不以为然，实际上，从建筑规范来说，商业楼的消防标准远远高于住宅楼。真要说隐患，可能是擅自隔断之后，楼里人口密度增加，也许会有一定安全隐患。

  他同时表示，随着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，如何让社会提供的住房产品、建筑产品实现效用最大化，不要空置，其实才是政府最终应该考虑的目标，也是经济学常说的效率问题。“这个政策出来后反而会限制很多事情，我不知道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什么，约束条件是什么，想在哪个目标函数上实现多目标的优化，只有这些确定之后，才能出台政策调控。现在似乎政府管制得太多了。”

  顾云昌认为，对于上海、北京这些特大城市而言，对商住房的调控，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控房价，而是在调节市场冷热的同时，整顿市场秩序。“但是商住房问题非常复杂，不解决市场会出乱子，解决了又容易出现矛盾，因此处理时应从增量角度入手，存量慢慢解决，不应操之过急。”

  然而，在北上广深等城市纷纷对商住房加以限制的时候，有些省份，如安徽、福建等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出台了商 改住的鼓励政策。对此，顾云昌认为，各地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一样，中央很难有个明确的态度，最实事求是的办法，就是因城施策，一城一策。

  “北上广深这些地方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，而有些城市却面临着去库存的压力，因此，或许这一轮北京上海等城市对商 住房的限制，会对一些高房价城市产生提示作用，但不会成为辐射全国的政策。”顾云昌说。

  顾云昌表示，房地产调控错综复杂，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整体考虑，因地制宜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同时，既要整顿市场秩序，又要考虑社会稳定，要更多地用市场手段引导，少用行政手段干预。

  正如谚语所言，让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。